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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一体两分之学，是将心性、性情统一起来的一种新说，它不仅是有鉴于朱子学可能引起的矛盾而提出，而且是有鉴于阳明学可能引起的纷争而提出。

问：性之有喜怒，犹水之有波否？曰：然。理无心则无着处清楚地说明，只有心才是理之着落处，这个心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心，也就是经验层面所说的心。

二、由情以见性 朱熹是性理之学的集大成者，理性主义特征最为明显，特别是他的格物致知、即物穷理之学，在认知理性方面有突出发展与贡献。程颢说：天只是以生为道。佛家所谓作用是性，便是如此。及遇沙石，或地势不平，便有湍激。或风行其上，便为波涛汹涌。

所有这些，在心、性与情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清楚，也最为重要。你可以说它是存有（牟宗三语），但这所谓存有，只是从思维推论上说，似有一物，但实际上并无一物，它本不是一物，更不是明晃晃摆在那里。问题的关键是，在儒家看来，情感与理性二者不仅是能够统一的，而且是必须统一的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过一种既有人情味又有理性信念的道德生活。

这里所说的善是好的意思、完善的意思。仁则是人的道德情感，完全是内在的。而且，不必经过知性范畴的运用和逻辑推理一类认识过程，只要在交往过程和行为实践中便能作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孟子论情，也是从生的意义上讲的，恻隐等等之情既然是端，它当然要生长发育，对每个人而言，便是扩而充之的事情，扩充的结果，就是仁义礼智之性。

这既是思其所存，也是立其所思，思和立是不能分开的。一、何谓理性 情感与理性能不能统一，如何统一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但实际上这同规范伦理不是一回事，它是一种特殊的德性伦理。孟子虽然很重视思，但决不能从通常所谓认识论的意义上去理解，否则将失掉儒学的味道。作出判断的依据是实践行为，而实践行为是由情感意向决定的，一个人要做某件事，必定是想做这件事，他有行动意向，也有实际效果，想做某件事的行动意向又是由好恶之情决定的，这就是所谓选择。从主观方面说，则是有仁而后有德，有德而后有道。

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基本观点上的一致（这是就主流派而言，儒学中还有另一条路线，与此有别）。所谓知天，则是追本溯源式的说法，即认识到人的情感及本性归根到底来源于天道，天道是生命与价值之源。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作为目的，它具有超越性，最终要实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自由境界。

但这所谓理性原则，说到底是建立在仁之上的，是仁的外在化、普遍化、制度化的产物。只是这个问题过去被长期忽视了，究其原因，就在于近现代以来，很多研究者受西方理智主义或理性主义的影响，常常按照西方的某种模式去讲中国哲学，但讲来讲去，总觉得不像中国哲学。

仁作为道，便有理性特征，便是理性的。事后，他批评宰我不仁：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，……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。

第二，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是完全超越的，或完全超绝（牟宗三先生语）的，而儒家所说的义理、性理虽然有超越性的一面，但又是存在于生命中的，而且只能在生命中存在，它不是理念一类的东西，而是心灵存在的本质，即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的道德理性，这样的道德理性同人的生命活动、心理活动是分不开的。像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[7]、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[8]这种普遍化的伦理规范（如果可以称之为规范的话），实际上正是仁这种德性在行为中的必然表现。他说：人之于身也，兼所爱。孟子是性善论者，他所说的四性、天爵、良贵都是善。关于人性，孔子只说过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[15]这句话，表现出他对后天经验的重视。所谓自我认识，即是人之所以为人亦即仁的自我直觉。

先立乎其大者就是思而立其心这个大体，能立其心，当然能够思，但同时也意味着理性化其所存，实现仁义之性。既然如此，当然养心贵于养肤。

[25] 牟宗三：《智的直觉如何可能》，《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》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367页。任何人都有好恶之情，为什么只有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呢？因为仁者之好，仁者之恶是有原则的，何者当好，何者当恶，不是出于私人的主观的爱好与厌恶，而是有客观标准，这也体现仁的理性原则。

这就说明，四端之情具有共同性。很清楚，安与不安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孝心，进而有没有仁德的重要标志。

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。这说明，仁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在情感，但是表现在社会行为中，就成为某种制度或规范。孟子认为，人有大体有小体，二者是有区别的，如何养体，也是有分别的。无尺寸之肤不爱也，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。

从消极方面说，我所不愿意的不要施之于别人。在儒家哲学中，所谓纯粹先验（即不由任何经验）的理念或概念是不存在的。

当然其前提是要保持自己的仁德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即使是在仓促匆忙、颠沛流离之中，也要据守仁德。因为善恶的标准固然具有共同性、客观性，但它又是建立在人的道德情感之上的。

孟子正是从道德情感出发，肯定了人的意义和价值。如果说，孔子很少直接讨论人性问题，那么，孟子则直接从人性入手，讨论了人类道德的可能性以及情感与理性如何统一的问题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儒家确实没有这样的理性概念，也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提出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。孔子有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[9]之说，其中，道是泛指，相当于普遍性的道理。但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是指什么呢？心官之思固然是天之所与我者，但是心之所思又是什么呢？这所思者不是别的，就是我固有之或根于心的仁义礼智之性。在孟子和儒家看来善虽然具有普遍性，但又存在于特殊或个别之中，善必须而且只能在人的实践行为中表现出来，只能由四端而来。

从情上说，这是一种理性化的或超越的情感体验，与刍豢之悦当然不同。第一点，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是纯粹理性的，也就是纯形式的，没有任何内容的。

这种建立在情感之上的天赋道德论，能使人树立道德尊严、人格尊严，但是对于人的实际权力，并无任何帮助。但是当内在情感客观化、普遍化（亦可说是主观的客观化）之后，似乎变成了某种原则、某种规范，能起到伦理的作用。

德性是理性的，但与情感生活不可分，它不是纯粹的，而是形式与内容、普遍与特殊、形上与形下的统一，一句话，是具体理性或生命理性而不是抽象理性或形式理性。但这一切都是从内心一点真情发生出来的，不是从某种学问知识得来的。